病理师：疾病的审判师 给救治指条明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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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福尔马林，会让你想到什么？惊悚的恐怖片？医学的解剖课？在医院里，有这样一个科室，他们工作围绕的主角就是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只是这些标本还要经过道道程序，最后剥脱成一张张切片，在显微镜下呈现出人体最原始的构成——组织、细胞，然后，一双慧眼剖成分，一纸结论定病因。他们就是号称“医生的医生”——病理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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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病理科主任尹洪芳用显微镜观察切片（摄/向凌霄）

　　医疗越精准 对它越依赖

　　手术室里，肝胆外科正在为一位疑似壶腹癌患者手术。为判断疾病的性质，手术医师切取了组织，启动术中冰冻程序，专属的标本运送电梯开启，病理科收到刚切下的标本后，立即进行收件、取材、切片、染色等程序，最终由有经验的医师判读。一份病理报告将决定手术台上的医师何去何从。根据北京市卫计委要求，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病理科必须出具冰冻报告，这无异于一场“半小时非命题考试”，但只要正确答案。

　　病理报告直接决定着手术范围。如果断端阳性，则切缘需要继续扩大，直至病理报告为阴性，代表到此还未被肿瘤浸润。“所以医疗操作得越精准，对病理的依赖就越大。”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病理科尹洪芳主任说。而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分子病理、基因检测，病理诊断的精准革命，大大带动了临床用药和外科手术的精准化。

　　“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这应该是所有患者都想明确的问题。一线的临床医生结合病史、症状，或借助超声、影像、检验等检测数据，可以对疾病进行基本的判断。但一个相对笼统的病名之下，不仅有太多种类，更为棘手的是疾病的性质判定，这些都将决定具体的治疗方案，“病理就是给疾病定性，可以说是对疾病的终审。”尹洪芳说。

　　静默的“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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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病理科医师在取材（摄/向凌霄）

　　“终审”，在法庭里，意味着最后一级审判，再不能翻案。而病理诊断在医疗里有着类似的“权力”和地位。是胆管细胞癌？还是硬化性胆管炎？不同的病理结论，患者将走向不同的命运。“患者的器官切了，就装不上了。”这句话，尹洪芳强调了两遍。正因为如此，病理科从制作标本到出具报告，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目标就是要为临床出具一份“可以信赖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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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部分病理科设备

　　走进清华长庚病理科，在这个几百平方米的套间里，井井有条地装满了仪器设备和显微镜。没有窗户，明亮的照明灯下一张张工作台；有赖于先进的通风系统，福尔马林的味道很淡。每位病理医师或技师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进行着操作。一张切片最终形成，置于显微镜下，“有时候一组标本，一看就是几十分钟，碰到有问题的还要看了再看。”为了保证病理诊断的准确性，“凡是判定恶性活检的，必须双签。”

　　除了同医生沟通患者的信息，其余所有的时间，病理科医师都在和标本打交道。“干这一行，必须坐得住。”尹洪芳说，病理最大的乐趣在于帮助医生抓住了一种病。一次，普外科送来外院会诊切片，患者同时具有结肠多发腺瘤和肠系膜纤维瘤病，但病理科经过精细的研读后，最终在会诊报告中提示临床是否有Gardner综合征。得益于这份报告，临床医师建议患者进一步检查和基因检测，最后确诊为Gardner综合征。这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经医师建议，患者的家系成员均进行相关检查，结果查出患者的姐姐也患有该遗传疾病，并且结肠息肉已经癌变，就是这样一份报告，却救了一个家庭。“病理，不怕你看不懂，就怕你看不见。”尹洪芳说。

　　跌破“万里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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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病理技师正在切片（摄/向凌霄）

　　目前，全国的病理医师不足1万人。然而“临床对病理科医师的要求却越来越严格。”尹洪芳说，病理是平台科室里的全科，无论哪个科室送来的标本，肿瘤非肿瘤，种类繁多，病理科医师都得了解，每一种可能都要想到， “我们必须研读各个专科大量的书籍，了解疾病谱的最新发展。”

　　今年3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迎来了一位不幸的女患者，经检测，她同时患有乳腺肿瘤和心脏肿瘤，两处肿瘤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哪先哪后，怎么办？普外科和心脏外科的多学科联合讨论会上，心脏超声专家判断心脏肿瘤为良性肿瘤的可能性大，在这个关键时刻，尹洪芳抓住乳腺穿刺活检的病理特征，判断其乳腺肿瘤为一种罕见的粘液表皮样癌，这类肿瘤的发病率占乳腺肿瘤的0.3%，为恶性肿瘤。由此，为患者制订了先行心脏肿瘤切除术，后治疗乳腺肿瘤的方案，患者因此得到了良好的救治。

　　病理判读需要阅历，这来自于多年的临床积累，也同样来自于学习涉猎。在这个没有夜班的科室里，病理医师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切片的精准判读和学习上去，想要做“医生的医生”，就要更全面、更细致、更慎独。此外，报告虽由病理医师判读，但尹洪芳也同样注重对病理技师的培养，“技师切出一张清晰的好片，医师才能准确地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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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病理科团队

　　“欢迎更多能坐得住又好学、慎独的好青年加入病理队伍。做疾病的审判师，也很英勇！”尹洪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