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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ESMOND R. LONG 著 沈士亮 邱晶 译
公元初期，方法学派在罗马占主导地位，疾病通常被解释为所谓身体微孔的大小变化，即收缩或非正常扩张。希波克拉底及其追随者的体液病理学说此时黯然失色。亚历山大里亚解剖学家关于身体内部器质性病变的具体观察，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大有被遗忘的态势。不过有心的学生仍能接触到这些知识，罗马文学家塞尔苏斯也已对它们进行了精简的汇编。当时的主要医生都是亚洲的希腊人，他们接受抽象哲学的培训，有很好的观察力，却无意通过严谨的试验来证实其推测。文明世界的人们不再进行人体解剖，病理解剖学停滞不前。
尽管如此，其他学派仍有众多信徒，比如灵气学派，他们既不接受体液病理理论也排斥方法学说。还有不少非传统的方法学派，他们大体上信仰身体微孔的收缩和舒张，但并不拘泥于此，而对真理持开放态度，不论其来源。这些人也被称为折中学派，他们当中以索兰纳斯（Soranus，约公元100年）最为著名。索兰纳斯生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Ephesus），后到亚历山大里亚医学院求学，最终在罗马成为一名医生，活跃于图拉真（Trajan，罗马皇帝，98—117年在位）和哈德良（Hadrian，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时期。他主要以产科医学和妇科医学方面的贡献闻名，但事实上他很可能在医学其他分支有同等成就，只不过妇产科方面的著作更多地保存下来了而已。他对病理学的具体贡献集中在女性生殖器官的研究上，描述了子宫炎症、硬癌和“硬结（scleromata）”（可能指癌症及今天所说的良性“纤维”瘤），以及相对轻微的子宫移位、白带和经血过多。通过方法学派的汇编者与分类学家塞利乌斯·奥雷利安努斯（Caelius Aurelianus，约公元5世纪），我们了解到，索兰纳斯的病理学理论主要在方法学派范畴，强调所谓的身体的整体状态以及特定部位的临床表现。例如，他认为肺炎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只是倾向于表现在肺部。
以弗所的鲁弗斯（Rufus）是与索兰纳斯同时代的医生，也曾在亚历山大里亚接受教育。他精心描述了肆虐西方世界的大瘟疫——麻风和黑死病，也留下了有关丹毒的记录。其解剖学观点反映在他的命名法小册子《论人体部位的命名》（On the Naming of the Parts of the Human Body）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十分惋惜不能像前人那样进行人体解剖，只能局限于猴子，对此耿耿于怀。他描述了皮肤癌，其中一些记录可能表示黑色素瘤。
亚帕米亚（Apameia）的阿奇基斯（Archigenes）亦与索兰纳斯同时期，这名叙利亚人是当时最伟大的外科医生之一，现在一般被认为是灵气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著述的具体内容如今无法确定，但鉴于古人有大量引用他人论著而无基本致谢的恶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阿雷提乌斯（Aretaeus，公元1世纪）和艾修斯（Aëtius，502—575）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阿奇基斯。他似乎对乳房和子宫的癌症很有研究，注意到男性乳房偶而有会发生癌症。他再次提起了曾令早期希腊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类比——难以摆脱的癌症就像螃蟹顽固的抓附。意识到外科切除常常徒劳无功，他留下一种药膏，名为阿奇基斯抗恶疮膏（medicamenium archigenis ad cancros ulcerates），直到十六世纪还有人在使用。
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阿雷提乌斯是一位折中灵气学家，他的确切活动时间至今存疑。其经典著作《论急慢性疾病的成因和特征》（The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cute and Chronic Disease）在生理和病理概论上依然遵循希波克拉底学说，但所涉及的解剖学细节则要进步许多，每章开篇都从解剖学上简要描述将要讨论的部位。他对每种疾病都至少假定一种解剖学基础，相信痢疾病人的肠道存在溃疡，解释了交叉性瘫痪，将腹水和伴随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的全身性水肿联系在一起，描绘了“肺部无溃烂，但充满体液和凝结物”的肺结核图像，提到该病常伴有肠道末端松弛，并附以触目惊心的图画以显示这一疾病导致的消瘦，这些都反映出，他的解剖学观点已十分先进。他对肺炎、糖尿病、麻风和白喉（ulcera Syriaca）的临床描述深受赞誉。威尔曼（Wellmann）称，阿雷提乌斯作品的许多信息来自阿奇基斯，但其中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原创。其著作仅注明了希波克拉底的言论，体液病理学说的回归自此开启，并在伽林时期达到顶峰。
伽林（Claudis Galen，129—201年）生于小亚细亚富裕的文化城市帕加蒙（Pegamus）。二十岁之前，他外出游历了文明世界的许多医学中心，而亚历山大里亚则是他的终极目标，也是后来他提到最多的地方。到达亚历山大里亚后，他在解剖学家马里诺斯（Marinos）创办的学校学习。马里诺斯精通著名前辈的教义，他自称亲手确认了他们关于人体的所有发现。
插图III 克劳迪亚斯·伽林（公元129—201年）
二十八岁时，伽林返回帕加蒙，此时人们已经通过他的作品对他有所了解，这位大有前途的年轻解剖学家被任命为角斗士医生，在这项工作中积累了很多外科经验。然而四年后这份差事逐渐变得枯燥乏味，伽林像当时小亚细亚许多有才华的年轻医生一样前往罗马。在罗马的五年，他一边行医，一边向上流阶层的听众发表解剖学演说。他十分受欢迎，但未曾有一刻荒废解剖学研究。这五年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同行的妒忌最终令伽林忍无可忍，他言辞刻薄地发表了对反对者的意见，但终究还是离开了罗马，恰好避开了公元166年的瘟疫。刚回到帕加蒙他就接到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安东尼纳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的传召，让他随自己和维鲁斯（Verus）出征去阿奎莱亚（Aquileia），准备讨伐由马克曼尼人（marcomanni）和夸地人（Quadi）组成的日耳曼部落。虽然反感这个提议，但伽林还是服从了命令，却在穿过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时，发现这一军事项目被另一场大瘟疫彻底扰乱，维鲁斯也在这场瘟疫中丧生。伽林跟随安东尼纳斯回到罗马，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受够了战场，只适合安静的医学实践和学术研究。安东尼纳斯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命他担任儿子康茂德（Commodus）的侍从医生。这一职位并不需要伽林投入很多时间，于是从公元169年起直至人生终点，历经安东尼纳斯、康茂德和塞普蒂默斯·塞维鲁（Septimus Severus）统治时期，这位勤勉的医生潜心科学工作和著书立说，产出丰厚，所涉领域不仅有医学各方面，甚至还包括哲学和修辞学。
伽林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人物。他的著作在他辞世后统治欧洲医学界长达十三个世纪，其中不论真理还是谬误全被人们当作教条膜拜。为此他饱受诟病，但事实上这很难说是他的错。诚然他自视甚高，作品中充满强烈的自我陶醉，且毫不掩饰对意见相左之人的不认同。然而，这在公元二世纪并不是什么失礼的职业行为。
伽林的卓著成就主要有赖于他孜孜不倦的勤勉和洋洋大观的产出。他所犯的错误和不恰当的类比并不能抵消他取得的进步，就像二十世纪科学文献每天发布的大量错误最终不能掩盖这个世纪的科学进步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势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留下大量确定的事实，维萨里（Vesalius）、哥伦布（Columbus）、法罗比奥（Fallopius）、哈维（Harvey）和莫干尼（Morgagni）也正是这样对待伽林的作品。
在这里，我们只关注伽林的的病理学贡献，与之无关的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信仰与发现就不多作讨论。他的病理学基本理论是今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希氏体液学说，在此基础上他补充了一个自创的概念，称为“引导之气”或“灵气”。必须承认的是，伽林超越了科斯学院最狂热的体液学家，是他而非希波克拉底本人，令中古十三个世纪的人们对黑胆汁畏惧不已。尽管如此，最终为其全部产出——包括体液病理学在内——打上了权威烙印的，是他对疾病的大量具体认知，即他的病理学各论。
须知伽林对身体病理变化的知识积累是在没有机会进行尸检的情况下完成的。离开亚历山大里亚后，他解剖的人体不超过二三例，虽然在短暂的随军期间，他可能观看了少数处死后被军医剖开的蛮族身体，这些身体可假定为正常。在这样的条件下，伽林不得不抓住机会，通过活着的病人认识疾病的解剖学基础。他了解猿和猪的解剖结构，同时熟悉人的外伤，于是巧妙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据此猜测具体的内部异常。假如罗马传统准许尸检，那么伽林所学将不可限量，他将把握机会，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
伽林的观点和病理学发现主要记录在他的以下著作中：《论疾病定位》（Seats of Disease），《论异常肿瘤》（Abnormal Tumors），《论治疗方法——致格劳空》（Therapeutic Method—addressed to Glaucon），《论自然机能》（Natural Faculties）以及《论各部位的疾病》（Parts Affected）。其中《论疾病定位》是关于各部位病理与诊断的大型论著。《论异常肿瘤》关于肿瘤，简短但很重要。送给一位哲学家朋友的《论治疗方法——致格劳空》描述各疾病本质及其治疗方法，这部大型著作一度成为病理学和治疗学的教科书。《论自然机能》是一篇生理学文章，其中频繁提及生理异常。《论各部位的疾病》顾名思义，是一部病理学各论和病理生理学的伟大参考书。
插图IV 十四世纪的尸检场景
原稿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此复制品承蒙查尔斯·辛格博士（Charles Singer）惠赠。
伽林的病因理论大都基于他所设想的呈递（πρóσθεσις）和粘附（πρóσφυσις）的概念。当到达某一特定器官的液体种类得当、分量合宜，这些液体将粘附于该器官并被加以利用。肠道液体的正常消化与吸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呈递与粘附失衡，疾病就将发生。例如，如果消化道拒绝接受呈递到此的食物，即不允许粘附，病人就会呕吐。
水肿及其普遍形式全身水肿的解释与此同出一辙。水肿是体腔和皮下组织充满液体的一种疾病，伽林对其宏观外部特征的了解丝毫不逊于我们。他认为组织水分过多是因为呈递到这些部位的液体太稀，无法粘附而转变成一种组织液，因此很容易从身体的实质部位滑脱。需说明的是，今天我们对水肿的解释也仍然只是推测性的。
在反驳爱拉吉斯拉特对腹水或腹腔积液的解释时，伽林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爱拉吉斯拉特将这种疾病记录为肝脏木质性硬化（即今天所说的肝硬化）的结果（参见第一章）。显然，伽林对待爱拉吉斯拉特的任何言论都像斗牛见了红布，非指责不可。讨论腹水时，伽林写道，他经常发现只要简单地抑制（烧烙？）痔疮，腹部水肿就会发生，并补充说“肝脏当然跟这种水肿没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八成是有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痔静脉扩张和令人感觉肿胀不适，很可能正是因为它们接替了肝脏的一个功能，即肠道静脉系统向主循环系统的血液流通。痔静脉大幅膨胀可能为功能失调的肝脏提供充足的补偿，伽林对痔疮的“抑制”仅仅是破坏了这种代偿作用。总之，因为无法正确地认识血液循环，伽林对循环异常所致病变的解释全都受到了影响。
伽林解释黄疸所依据的原理与水肿类似。他十分清楚黄疸是胆汁进入血液的结果，也知道当身体充满胆汁时，粪便常不含胆汁。然而在解释黄疸时他忽略了这一联系，却退回到古人对脾脏和胆汁关系的猜测中。不过不同的是，科斯学派认为黄疸是脾脏过度分泌胆汁的结果，而伽林则提出，发生黄疸是因为脾脏无法排出血液中已存在的黑胆汁。这又是呈递和粘附失衡——脾脏的作用是清除血液中的黑胆汁，但如果脾脏出了故障，例如像他所说的因内部化脓而膨胀，那么尽管呈递正常，粘附却不能发生，血液因此变色。这在公元二世纪称得上一个创意十足的理论，本质上不亚于二十世纪关于肝脏和甲状腺解毒功能的假说。伽林观察到黄疸与脾脏病变、明显肿大同时发生，这种并不罕见的现象，毫无疑问正是该理论的解剖学基础。
伽林研究炎症很有天分。他将炎症划归为病态肿胀或肿瘤一类，对它的解释长篇大论、不辞劳苦，在事实的理解上也很有洞察力。总体上，他认为疾病是体液或调控体液的灵气变化导致的，与此相对应，炎症的发生就是因为这些体液或灵气在特定部位过度累积。当体液持续瘀滞，红、肿、痛、热四种主要症状就会出现，另外他还添加了第五种症状——搏动。接着是浆液（ίχωρ）渗出和化脓，在后来则可能发生普遍性溃烂（σψις）。他认为坏疽是一种程度严重的炎症，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当腿部发生坏疽时，动脉是非渗透性的。
如果伽林到此为止，结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他坚持在体液学说上一门深入，最终产生了深远且恶劣的影响。在这件事情上，他过于盲从前辈希波克拉底，极力强调“煎煮（coction）”或化脓是治愈伤口的重要环节，以至于后来他那些迂腐的信徒，尤其是阿拉伯人，一味推崇化脓，而不再像希波克拉底和伽林那样在这方面顺其自然。他们提出了“化脓有益（laudable pus）”这一恶名昭著的理念，在医学史上留下一笔浓重的污点。
另一方面，伽林能够依据内部炎症的外在表现展开推理，有的十分高超。他不仅能检测出尿中的脓液，还能根据它的状态巧妙地推断它的来源。他断定，如果脓液呈粗粒悬浮状或膜片状则来源于膀胱，事实很可能正是如此；如果脓液与尿液密切混合，则来自于肾脏或输尿管。
伽林熟悉泌尿过程的大致情况，这部分信息主要来自于他利用活体动物肾脏进行的巧妙实验。他未能明确区分导致尿量增加和减少的肾脏炎症（νεφριτις），但比较了解伴有结石的肾炎。他知道膀胱中的石头常常来自于肾，且在经过输尿管时可引起剧痛，还意识到尿路结石和关节中的痛风沉积两者存在相似性。
在肺病理学方面伽林取得的进步较少，尽管他著述很多。他十分了解支气管炎；将脓胸包括在病态肿胀一类，并掌握了古代有关这种疾病的全部学问。他循序古人的惯例，按传统将胸膜肺炎和胸膜炎区别开来，过分强调胸膜炎的存在。在肺结核方面，他沿用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理论，遗憾的是他只字不提该病在罗马的流行，只简单地陈述了女性患病比男性更普遍。他提出了肺结核病因的两种解释，其一是烈性的黏液从大脑流下，属于老旧的希氏观点，其二是更为常见的肺出血——永远的因果混淆，他认为出血是肺部血管创伤性破裂或局部溃疡的结果。他还注意到肺部的慢性溃疡，伴发偶尔咳嗽，甚至咳出肺的碎片和小石头；这种情况不过伴有严重消瘦则为肺结核，否则不是。
在皮肤肿块或结节方面伽林沿袭了希腊人的观点。显然他并未亲眼看见和理解这些病况，但他自认有资格解释它们，将其原因归结为汁液凝结、过于浓稠而无法通过血管。他对结核病的认知因此模糊而混乱，这说明不通过尸体解剖是没有希望理解结核病的。值得注意的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肺结核的认知也并没有更多进展，这种状况直到西尔维于斯·德勒博阿（Sylvius de la Boë）研究痨病患者的尸体后才有所改善——这已经是15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伽林按症状对发热进行了详细分类，同时提出了一套无用的、揣测性的体液病因论。他很好地区分了稽留热和间歇热，认为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在每日、间日和四日间歇热（或疟疾）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罗马的沼泽想必给他的疟疾临床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机会。
伽林对肿瘤的探讨格外令人感兴趣，因为直到文艺复兴后很久，人们还在奉行他的肿瘤分类（拉丁译文）。他将肿瘤分为三大类：tumores secundum maturam，包括所有正常的生理膨胀，如青春期的乳房和妊娠期的子宫；tumores supra naturam，即创伤后的生长过程，如骨折后骨痂的形成；以及tumores preater naturam，这一类十分庞大，包括赘生物即今天所说的肿瘤，以及众多的炎性病变、局部性水肿、坏疽、囊肿和其他一些伽林无法确定本质的感染。古希腊人关于硬癌、恶性溃疡和肿瘤的概念在此重现，恶性的判定基本就是以溃疡为依据。黑胆汁是所有癌症的成因。伽林声称，他多次观察到，忧郁质的女性比多血质的更易患癌，且他所认为的黑胆汁富集的区域，即脸部、嘴唇和乳房，最易发生肿瘤。烈性胆汁导致恶性溃疡型癌症，较温和的胆汁则引起隐性癌，即不发生溃疡的癌症。他对内部癌症一无所知，也从未怀疑过癌症转移的现象。希波克拉底曾将癌症比作螃蟹，由此产生了“καρκίνος”和“cancer”两个词，如今伽林再次提出了这一类比：“正如螃蟹的脚从身体各个地方伸出来，在这种疾病中，血管的扩张亦形成一幅类似的画面。”他不知道淋巴管的存在，肿瘤向淋巴管延伸的现象在他看来就是向血管生长，以形成肿块与黑胆汁的有效连接。肿大部位附近膨胀的血管组成“蟹状团”画面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独领风骚一千年的伽林病理学概况。这位伟大的帕加蒙智者敲响了方法论的丧钟，复活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疾病解剖学观点，还原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体液病因学理论并将之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使他长期占据医学统治地位的并不是这些成就，更多是因为他敢于创建一种统一的生物学，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各分支，且大体上成功了。其中病理学以各种“气质”为基础，每种都有其基本“πáθος”，或者说对生命过程的影响。他的生理学中心思想“目的论”清楚地反映在不朽生理学著作《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On the Use of Parts）中，表达了自然设计的伟大思想，这一思想与方兴未艾的一神论完美契合，基督教和穆斯林都趋之若鹜。
伽林之后，医学进入了一段很长的无作为期。除了赛尔苏斯之外，罗马人没有给医学进步作出任何贡献。随着北方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城的日益动荡，小亚细亚和附近岛上的希腊医生对这座西方都城越来越失望，认为它不再是学术繁衍的沃土。甚至在东部相对安宁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探索求真的精神也堕于沉寂，最优秀的希腊学者满足于编辑和修订古人的作品，包括希波克拉底、阿奇基斯、安提勒斯（Antyllus）、索兰纳斯、伽林等等。
在这段拜占庭的汇编时期，以下四位成绩斐然，他们是奥利巴锡阿斯（Oribasius）、艾修斯（Aëtius）、他拉勒（Tralles）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埃伊纳（Aegina）的保罗（Paul）。奥利巴锡阿斯（325—403）出生于帕加蒙，是伽林的同乡，后来给以叛教者（Apostate）冠名的皇帝朱理安（Julian）当医生，在这期间拥有闲暇与机会来研究和更新前人作品。他的著作原本共70部，现仅存25部，其一大功绩在于注明了引文原作者。通过奥利巴锡阿斯的作品，阿奇基斯、安提勒斯及其他人的著述得以流传后世。
亚米大（Amida）的艾修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是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的医生。他的汇编作品主要取材于以弗所的鲁弗斯、亚历山大里亚的利奥尼兹（Leonides）以及索兰纳斯和阿奇基斯。他很好地描述子宫肿瘤，区分了发生和不发生溃疡的两种形式。他写道：肿瘤常常发生在宫颈，触感硬实、有弹性且不均匀；颜色泛红，接近铅色；有稀薄红黄色水样渗出；基本上是不治之症。这些认知很可能来自于阿奇基斯。根据沃尔夫（Wolff）的说法，艾修斯还描述了肛门区域的裂缝、结节和湿疣，这些记录可能指示直肠癌。加里森认为他对眼、耳、鼻、喉、和牙齿等部位疾病的描写是古代最好的。然而，除了外科，艾修斯在其他方面基本上没有独创性或新的发现，因此不能说他给病理学增加了重要内容。
他拉勒的亚历山大（525—605）曾到多个地方求学，在罗马和拜占庭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其突出成就在于建立了检体诊断和病理解剖之间的联系。他分别通过叩诊、点按和扪诊来诊断腹水、水肿和脾肿大，奥尔巴特指出，这是当时医学界流行的诊断方法。此现象也说明，尽管体液病因学说仍占主导地位，但解剖学基础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埃伊纳的保罗（625—690）所著的《论医学》（Epitome）极大地拓展了奥利巴锡阿斯的作品，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外科方面。其中来自保罗本人的观察有多少至今存疑。值得注意的是，从伽林到后来的亚历山大和保罗这期间，人们已经意识到内部癌症的存在。亚历山大提到过肝癌，保罗也曾说“身体每一部位均可发生癌症（In omni corporis parte cancer nasci solet）”。但保罗是个温驯的黑胆汁学家，对病理学理论并无贡献。拜占庭医学的活跃期到保罗这里宣告终结，甚至在汇编领域也再无成果，医学的未来寄望于阿拉伯人。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七世纪早期，阿拉伯沙漠的一支游牧民族，以及宁静的沙漠城市麦地那（Medina）和麦加（Mecca），迎来了一位新的先知。之后，由于梦想着征服世界，美索不达比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的占领军变得松散。在先知信徒的带领下，穆斯林士兵迅速攻占叙利亚、拜占庭的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和波斯。埃及望风而降，萨拉森（Saracen）铁骑如潮水般席卷北非。最后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克西班牙，一直打到比利牛斯山（Pyrenees），甚至继续往法国推进。直到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一个世纪后的一年，他们遇上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才经历了在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惨败。局势逆转，南征北讨的萨拉森人再也没能越过比利牛斯山，但东起突厥斯坦（Turkestan）以东、西抵西班牙、横穿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整片区域依然是穆斯林的势力范围。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四处攻击、劫掠和制造破坏的伊斯兰教徒中竟然出现了温和的一支，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安静的学者。连广受歧视、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惶惶不安、没有未来的犹太人，也在阿拉伯的土地上获得庇护与发挥才能的机会。正是这部分穆斯林和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为医学的发展增光添彩。
阿拉伯人在征服波斯时第一次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医学思想。波斯有一所伟大的医学院，由景教（Nestorian）的希腊人建立，这是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教教派，当初被查士丁尼皇帝驱逐出拜占庭的家园。通过这一奇特的连接，世界医学领袖由君士坦丁堡变成了巴格达（Bagdad）。
伊斯兰时期最伟大的医学作家中有两位波斯人，他们是拉齐斯（Rhazes）和阿维森纳（Avicenna）。拉齐斯（860—932）在巴格达接受医学教育，著有《医学集成》（Continens）和《说疫》（Almansur）。《医学集成》是一部阿拉伯语的综合著作；《说疫》较为简短，是关于天花和麻疹的论著，首次确切描述了这两种疾病。在思想和实践上，拉齐斯是伽林和希波克拉底的追随者。
另一位波斯人，布哈拉（Bokhara）和巴格达的阿维森纳（980—1036），是一位名医。他闲游浪荡但十分聪明，主要作品《医典》（Canon）几乎取代了不可超越的伽林，直到十五世纪仍是最优秀的医学单本。然而总体上它也仅是一部汇编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伽林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其原创部分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在斑疹伤寒领域，与拉齐斯类似。
对于天花在人群中的普遍发生，阿维森纳产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在他看来，几乎全民都患病，因此他认为天花是人类的宿命，每个人在母亲的子宫里就会感染。作为一个传统的体液学家，他认为出疹是生命之力在协助排出恶质液体。
伊斯兰帝国西部的阿文祖尔（Avenzoar，1070—1162）是一位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犹太医生，出生于塞维利亚（Seville）附近的书香门第，在哥多华（Cordova）的朝廷行医。因为他的食道癌和胃癌记录，当今病理学界对他兴趣浓厚。他对胃癌（verruca ventriculi，胃部的疣）有着清晰的临床描述，奇怪的是，这一常见疾病的解剖结构直到本尼维耶尼（Benivieni）时期才被人们所了解。他记载的一种情形，“始于轻微疼痛和吞咽困难，逐渐发展为完全无法吞咽”，则确定是食道癌无疑。阿尔祖文在食道癌的诊疗中使用了银质探条，同时对胃癌和食道癌患者使用营养性灌肠剂。他还描述了浆液性心包炎，并首次提及疥螨，加里森称他为他拉勒的亚历山大之后的寄生虫学第一人。
然而总体上阿拉伯学派和拜占庭的抄写员一样，对疾病本质的理解或病理学的进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除了与疹病相关的部分。从我们的角度看，由于《可兰经》禁止对尸体进行解剖或其他毁损，穆斯林医学受到了无法跨越的阻碍，而对比先前阿拉伯入侵者对活人的残害，这一禁令就显得可笑而自相矛盾了。阿拉伯在药学领域成就卓著，而药学的日臻上乘则对上游学科化学产生了长远助益。
十字军东征后，阿拉伯医学没落，从十二到十五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成为希腊医学的主要传承者。修道士成为医生，不过不是外科医生；他们当中有一些好静的，对时下这一喧闹的热门军事职业不感兴趣，致力于抄录和注解古人的文稿，尤其是伽林的。尘封已久的塞尔苏斯的作品也重见天日。这本是医学发展的停滞期，但后来大学兴盛了起来，生机逐渐在其中显现，包括蒙彼利埃（Montpellier）学院、巴黎学院，特别是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博洛尼亚（Bologna）和帕多瓦（Paduo）学院。萨勒诺在医学上与十字军有着独特关联，渐渐在实用外科领域领先，而在博洛尼亚，解剖和病理解剖这两门基础科学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1260年，塔代奥·迪·阿尔德奥托（Taddeo di Alderotto）来到了博洛尼亚，此时学院规模已经很大，拥有10,000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塔代奥的影响得益于博洛尼亚医学一直以来的领先地位。他似乎是第一个将人体解剖纳入大学常规教学的人，对此我们并无确切证据，但他的学生巴尔托洛梅奥·达·瓦利尼昂（Bartolomeo da Varignana，卒于1318年）、亨利·德·蒙德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卒于1320年）和蒙迪诺·德·卢齐（Mondino de’ Luzzi，卒于1326年）的作品中都谈及解剖，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辛格曾充分引证，这一时期的人体解剖最初是为发现病因或出于法律原因而进行的尸检，并不是以获得结构信息为目的的常规解剖。在意大利大学文艺复兴的过程中，病理解剖学研究比常规解剖学先一步开始，并最终带动了后者的发展。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原因其实很简单——人们认为常规解剖学已然存在，就在举世无双的伽林和才华横溢的抄写者阿维森纳的作品当中，后者的《医典》当时刚被译成拉丁文。
根据莫干尼的说法，早在六世纪的拜占庭，人们已常常通过验尸来确定瘟疫的缘由，但这些验尸结果并未流传下来。关于合法尸检的最早记录之一，是一位名为阿佐利诺（Azzolino）的贵族的尸检报告。这位贵族死于1302年，死因疑为中毒，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对猝死作出这种猜测通常再合理不过。此案法庭要求尸检，由塔代奥的学生巴尔托洛梅奥·达·瓦利尼昂带领一个委员会执行。他们当时做出的决定现不得而知，但尸检报告保存了下来，我们可以确定尸体被剖开检查过。
萨利切托（Saliceto）的威廉（William，约1201—1280）也曾进行法医解剖。威廉与塔代奥同时代，是博洛尼亚一名能干的外科医生，似乎对病理解剖学兴趣浓厚。他进行尸检研究显然并非偶然，著名的“硬结肾（durities renum）”可能就出自他的解剖观察，这一陈述被认为是现存关于布莱特氏病（Bright’s disease）最早的病理解剖记录，出现在他的《概要文集》（Summa Conservationum，1275）中。著作第一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病理学各论，论及从头到脚所有器官的异常情况。关于“硬结肾”的记载十分含糊，并无太大意义，但他将肾病与水肿的发生联系起来，这点相当有趣。
插图IV是已知有关尸体解剖的最早图示之一，辛格博士推定其原稿年代在十四世纪上半叶。
关于解剖的神学禁令和解禁一直以来争议颇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十字军战士、自封的耶路撒冷国王以及那不勒斯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的创办者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194—1250）是当时最开明的人之一，现在认为是他颁布了第一条准许人体解剖的法律。然而直到1300年之后很久，欧洲人被灌输的很可能仍然完全是尸体解剖亵渎亡灵的观念。究其原因，教皇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著名的“一圣通谕”（de Sepultris，1300）须承担主要责任，其中写道“切碎死者身体，将其残忍烹煮，使骨骼与肉体分离，以运回本国安葬；有此行为者将逐出教会。”这一训谕不论后来如何解释，最初它的颁布单纯只是针对十字军的一种普遍行为，当时许多著名骑士的遗体通过这种方式回到欧洲。
尽管如此，解剖是否有罪的问题最终仍需教会权威予以决断。鉴于解剖案例的增长引来颇多怨声，1556年，查理五世（Charles V）将争端摆在了在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的神学教员面前。这些智慧而开明的神学家最终定论，“尸体解剖起有益作用，准许天主教徒进行”，这一决定可能在其后数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意大利大学的兴起，抗议禁令、支持解剖的声音渐渐响起。供解剖学研究的材料起初都是不守礼法的医学生暗地里盗墓获取的，官方对这种令人不快的行为最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1360年之后，市政立法者明智地选择了支持解剖，就像他们推行其他能提高地方声誉的科学或任何事一样。被处决的罪犯成为了必要的材料来源，因此他们人身权利的剥夺被延长到死后。
回到塔代奥学派，我们发现他的学生蒙迪诺（Mondino，1275—1326）渐渐赶上了伽林，成为解剖学权威。蒙迪诺接替他的老师做了博洛尼亚学院的首席解剖学家，并于1316年写下一本书。这本书以伽林和阿拉伯人的学说以及他自己的几例解剖实践为基础，之后两百年一直是标准教科书，甚至是法定的。书中记录了他在1315年解剖两具女尸的结果，他试图据此判定怀孕对之后子宫大小的影响。十六世纪早期，著名解剖学家马克·安东尼奥·德拉·托尔（Marc Antonio della Torre）为了能在教学中使用伽林的原著而不用蒙迪诺的书，不得不向当局请愿。如非英年早逝，马克·安东尼奥·德拉·托尔很可能在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协助下早维萨里一步实现解剖学的伟大变革。
外科医生亨利·德·蒙德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约1250—1320）也是塔代奥的学生，当蒙迪诺占据博洛尼亚解剖学的第一把交椅时，他正在蒙彼利埃学院授课。亨利之所以受到当今病理学家和外科医生的格外关注，是因为他强调手术的清洁，反对将诱导化脓作为伤口愈合的辅助手段，这在当时是外科的常见做法。他写有一本伟大的外科著作，但不过一代时间就被居伊·德·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著名的《外科全书》（Magna Chirurgia）取代。亨利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但在理论上仍是伽林的信徒。例如，他将癌症局限在腺体的情况解释为“比之实体，忧郁物质更易进入海绵状的区域”。
居伊·德·肖利亚克同样奉行伽林和阿维森纳的观点。与亨利不同的是，他信奉“化脓有益”的概念，以及伤口在愈合时通过化脓来消化和排出恶质体液的传统观点。他遵循的一种“脓疮（abscesses）”分类法成为中世纪后期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知识也有一定相关性。这种分类法将脓疮分为两种：（1）热型，如蜂窝织炎、脓疱、坏疽和炭疽；（2）冷型，如淋巴结核、水肿、鼓胀和癌症。因此，这一术语涵盖了所有肿胀类型，但急性炎性肿胀被划归到一个特殊的组别中，该组别几乎与现代意义上的脓疮同义，这是此种分类法的一个优点。
居伊在阿维尼翁（Avignon）做教皇的私人医生期间历经了黑死病的两次爆发，他本人也患上这种瘟疫并留下了准确的描述。他还详细记述了当时蔓延整个欧洲的麻风病。在癌症方面，居伊是典型的伽林学派。
整个十四和十五世纪，教学解剖越来越普遍，但大都仅为证实伽林和蒙迪诺的观点。如果这些解剖课能进行得从容一点，那么病理解剖学或许能够积累大量新知识。遗憾的是尸体腐烂迅速，这项工作通常赶在四节课的时间里草草完成，助教指出身体各部位，教授单调地念出伽林的理论，并不太关注眼前桌面上的实物，基本上也没有时间研究各种异常。尽管如此，解剖学的理念仍稳稳扎根，偶尔也会有人发表关于内部损伤的言论，例如彼得罗·迪·蒙塔尼亚纳（Pietro di Montagnana，卒于1460年）就声称，他在帕多瓦的十四次尸检解剖过程中见到过患病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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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0 18:30:43
